为什么国家主席也逃不出文革劫难
2017-01-14 21: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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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闲来无事,泡上了一杯热乎乎的铁观音,开始翻阅起我最喜爱阅读的杂志《炎黄春秋》(未变故前说真话时的)。无意间,我又读到尹曙生写的《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哇噻,我象又回到那荒诞的岁月,竟重温起国家主席刘少奇悲剧的由来,至今我都悲叹不已。

尹曙生在文中记述:毛泽东曾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政法领导小组马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当时这三个法律草案已经起草完毕,多次修改,成熟了,但是由于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作怪,一直没有经全国人大通过,现在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干脆说这三部法律没有必要制定了,政法机关就依据党的决议、领导人的指示执法、办事了。

刘少奇看了这个总结报告有个批语,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

尽管刘少奇对政法工作错误性质的批语一针见血。但是他又错误地指出“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同时又没有明确指出党内的错误虽然发生在地方,根子在中央;没有明确指出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按法律办事,是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且,刘少奇仍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实践者,也是法律虚无主义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就说过:“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

有了毛泽东、刘少奇“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党的决议就是法”的人治大于法治的最高指示,“大跃进”时期,各级党委的决议自然都成了法,领导人的话也是法了。

可悲的是,不仅“大跃进”因“党的决议就是法”造成了人祸灾难,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自己也终于吞下了“党的决议就是法”这个苦果:当红卫兵斗争他时,尽管他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你们斗争我是违法的。可是在“党的决议就是法”之下,宪法和法律已经不能保护他了,最终他被残酷迫害致死。

国家主席的悲剧就在于,在那“党的决议就是法”的最高指示之下,他被任意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被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最终被违反宪法、“人治大于法治”的决议送了命。

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不依法治国,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不会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且无一能逃出专政暴行迫害致死的悲剧,刘少奇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

                                                                                                                                      201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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