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诗歌大跃进
2017-02-22 2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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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大家收集和创作民歌的号召。随后的汉口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提出:“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1  在一片大跃进的锣鼓声中,“新民歌运动”拉开了大幕。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指出:“这项工作已经引起了各地领导机关相当的重视,已经完全有条件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并强调“新民歌”是“群众的智慧和热情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生产建设的波澜壮阔的气势,表现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高涨。‘诗言志’,这些社会主义的民歌的确表达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尚志向和豪迈气魄”。“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的生产斗争中,农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集体力量的伟大,亲身地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能高瞻远瞩,大胆幻想,热情奔放,歌唱出这样富于想像力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杰作”,“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

郭沫若和周扬,是这场“新民歌运动”的领军人物。

全国文联主席,刚上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一职的郭沫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4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文联、作协、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民歌座谈会,发出了“釆风大军总动员”。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做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他说:“最近,随着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地促进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民歌成为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精神渗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还展望说:“群众诗歌创作将日益发达和繁荣,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出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这样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的。”

周扬的发言获得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在第二天的大会上说:“昨天,周扬同志在发言汇总中讲到民歌问题,讲得很好,所有的同志一直到支部,都要努力搜集民歌,每个乡出一集也好,全国有九万个乡,就出九万个集子,如果说多了,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管是老民歌、新民歌都要。发给每个人一张纸,请他把民歌写下来。”毛泽东还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负责汇集各地和各种报刊上的民歌给他。

2  郭沬若身先垂范,挥毫写出跃进诗

有了领袖的号召,有了领军人物的布署,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文联,纷纷发出了征集“新民歌”的通知,要求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甚至制订计划,下达指标,要求像完成钢铁产量和粮食征购工作一样,完成“新民歌”的征集和创作任务。

郭沬若身先垂范,挥毫写出不少。2月,郭沬若到京郊西红门乡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即作诗一首:

一九五四年初现曙光,一九五八年跨过长江,

今后是永不下山的太阳,把西红门乡造成天堂。

3月,郭沬若在为作家诗文合集《迎春曲》作序时,写《迎春序曲》一首:

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

一个大跃进接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复地翻天。

“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

3月25日,郭沬若又填了一首《红透专深》的“调寄十六字令” :

红!双反之火正熊熊,烧五气,努力学工农。

透!锻炼须从劳动受,新八路,今日又从头。

专!技术革新在眼前,学科学,战向地球宣。

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向党组,交出一条心。

5月,郭沬若又率领全国文联组成的,有叶圣陶、萧三、吴作人等参加的参观团,到张家口访问,写出许多诗,以《遍地皆诗写不赢》为题,发表在第六期《诗刊》上。

郭沬若还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一反其意,将词牌“声声慢”改成了“声声快”。

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

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

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灭!

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杰。

……

3   文坛诗界大家引领,“新民歌运动”海啸般橫扫中国大地

当时的文坛诗界大家们,邵荃麟、袁水拍、田间、徐迟、贺敬之、郭小川、阮章竞等紧随其后都纷纷发表诗文大作,成为引领“新民歌运动”潮流的主力军。

有诗坛大家的引领,“新民歌运动”狂飚突起,短短一年中,就海啸般地橫扫中国大地,将亿万民众席卷进新民歌浪潮中,“上至八十三,小至手里搀”一齐上阵,亿万诗人生产出亿万首民歌。当时人号称:“县县要有郭沬若”,“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久”。

薛冰在《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一文中记述:民歌的传播媒介也百花齐放,诗歌园地有:诗坛、诗棚、诗府、诗亭、诗歌堂、诗窗、诗碑、民歌栏、民歌牌、鼓动牌、诵诗台、献诗台、田头山歌木牌、田边竹笺诗、墙头诗、机床诗、枪杆诗、炉壁诗、扇子诗等等:演唱、诗歌大赛有: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联唱会、诗歌展览会、战擂台、诗街会等等。而赛诗会又有“田头赛诗会”、“田头赛诗会”、“街头赛诗会”、“家庭赛诗会”、“炉旁赛诗会”、“千人赛诗会”、“万人赛诗会”, 以至十几万、几十万听众的“广播赛诗大会”,千人唱、万人和。

大字报更成了大众诗歌创作的好形式。据各地统计,大字报上写诗歌占大字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有的地方甚至占到百分之九十。光武钢工地上,1958年上半年大字报诗歌就有五十万首。

而最奇特的是各种意见簿上也成了诗歌创作的园地。上海铁路列车段作过统计,1958年3月到10月,旅客们写在意见簿上的诗歌有5300多首。

民歌运动的热潮,也成为电台广播、报刊发表、出版宣传的重中之重。据不完全统计,仅1958年,全国各地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诗集约700多种,而非正式印刷的不计其数,一个省印几千种是很平常的事。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要求所有的同志一直到支部,都要努力搜集民歌,每个乡出一集也好,全国有九万个乡,就出九万个集子,如果说多了,出万把集是必要的。毛泽东还多次提出,要“发给每个人一张纸,请他把民歌写下来”。

天鹰在《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一文中记述:中国民歌是“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千千万万个奇迹中的一个奇迹。这是一个旷古未有的运动”,“六亿人民就像一个爆发的原子海,汹涌澎湃,热浪奔腾,以雷霆万钧之力,冲击于天地之间。”

随之,全国各省市、城乡口号、捷报、战果频传:

山西提出:一年里就要产生出“30万个李有才,30万个郭兰英”。江苏常熟县传出捷报,全县创作出43万首民歌;安徽省肥东县创作民歌51万首;上海市创作民歌100多万首;山西某县送到省文联的民歌一大车,称出重量460斤;广东番禺县举行丰收庆典,农民把民歌一担一担挑到广场上,汇成诗海;呼和浩特市决定3至5年内生产50万吨钢,搜集50万首民歌;内蒙古自治区则要求5年內搜集1000万首民歌;陕西省长安县20多天写出民歌30多万首;南京市在50天中产生民歌130余万首;陕西省绥德县在25天的“赛诗大会”上,就赛出150万首;河南省不完全统计,有创作组3万余个,创作民歌数千万首,仅许昌县专区就达300余万首。真可谓“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诗人千千万,李杜也寻常”、“要问民歌有几何,挤倒高山填满河。”要弄清当年全国到底创作了多少民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正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燥,民歌创作汹涌而出:

我家世代庄家汉,受尽折磨苦连连,

旱荒难收一粒粮,水灾休想活过年!

公社开掘幸福泉,集体力量能翻天,

水、旱、虫灾都不怕,荒年要变丰收年。

从前种田靠苍天,如今靠党不靠天,

靠天哪有靠党好,千秋万代保丰年!

在涌动的民歌浪潮中,郭沫若和周扬采录了数百首民歌编成的一本《红旗歌谣》,今天,我们仍可读到当时人定胜天的豪迈:

《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端起巢湖当水瓢》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

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要叫顽石让路走,要叫高山尽低头,

要叫穷村变福地,要叫恶水变驯流,

要叫番薯像冬瓜,要叫谷粒象大豆,

要叫鸡蛋粗过碗,要叫肥猪赛过牛。

《一个谷穗不算长》

一个谷穗不算长,黄河上面架桥梁。

十辆汽车并排走,火车驰过不晃荡。

《华南新民歌选》

放下锄头写诗歌,写成诗歌千万箩。

歌声高涌冲云汉,屈原李白不敢和。

《主席走遍全国》

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来水也乐,

峨嵋举手献宝,黄河摇尾唱歌。

主席走遍全国,工也乐来农也乐,

粮山棉山冲天,钢水铁水成河。

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地平均亩产3530斤》的消息。并配发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户兄弟祝贺》,社论以一首诗开篇: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

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9月2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组《跨上火箭篇》,夸张的写道:

到处都是新李杜,到处都有新屈原。

荷马但丁不稀罕,莎士比亚几万了。

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

红薯产量不是每亩即将超过一百万斤,

钢铁产量也在见风长,谁说不是?

再过几年就可以达到一万万吨!

在数不清的“新民歌”中,以周扬和郭沫若共同编选的《红旗歌谣》影响最大。

4   郭沫若还推出歌颂毛泽东的诗作

早在1957年,郭沫若就写出歌颂毛泽东的诗作,并将毛泽东比作太阳。11月,他曾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随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典典礼。返回北京后不过数天,郭沫若就写出那首将毛泽东比作太阳的诗作:《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內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呵,崇高的思想,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像静穆的祟山峻岭,像浩渺无际的海洋。

3月,他在《诗刊》第二期上开始“诗歌大跃进”,仅用10天,就“作足一百首来”,其中一首歌唱道:

波斯诗人曾经把我们比成酒杯,

但他错误地只用来作自我陶醉。

我们今天是要为大跃进而干杯,

高呼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万岁!

……

郭沫若为了扮演好引领新民歌潮流的角色,10天就推出一百首诗,读来令人不堪,成了一堆诗歌的废品和垃圾。当然,此时,他不忘推出歌功颂德毛泽东的诗句,在8月27日的《体育报》创刊号上写了一首《体育战线插红旗》的诗:

请看我们的毛主席不是四次游过长江?

这样惊人的记录在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解放思想,破除谜信,

……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就是万能,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郭沫若将这场“新民歌运动”又演变成了一场造神运动,不仅助长了“大跃进”的浮夸造假风,还成为“文革”造神运动的一次预演。

5   “新民歌运动” 的噪音、异化和结束

就在“新民歌运动”如火如荼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何其芳,对“新民歌”的表现形式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民歌在体裁上是有限的,它基本上是七言四句,或以此为基础的简单叠加。采用的还是旧体五七言诗的句法,难以反映日益丰富的现代生活和人们复杂深刻的感情。

何其芳对“新民歌”表现形式的批评,遭到天鹰的迎头痛击,他宣称:“在农村的大跃进中,产生了千千万万歌谣化的口号,或者说是口号化的歌谣。它具有歌谣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又具有口号的鼓动性和尖锐性。这种歌谣与口号的结合,使它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染力”(《扬风集:民间文学的大跃进》)。

但这种凭领袖意志、政治需要、民众鼓动的“新民歌运动”,一旦风云变幻就会偃旗息鼓,落下帏幕。

1958年底至1959年,大跃进运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及严重后果开始显现,随之而来的新民歌运动也开始退潮。面对人祸带来的危局,各级党政不再鼓动,全国各大报刊上也不再刊登新民歌。发动新民歌运动的毛泽东,自己也否定了一年前提倡全民写民歌的号召。

新民歌运动夭折了,是毛泽东“乌托邦”思想的一次幻灭,他用运动式的推波助澜,行政命令式的摊派任务,是不会产生好的作品的。他完全违背了民歌产生于人的内心,出自于民间自发创作的规律,要“新民歌”按领袖意志、按政治需求来创作,这怎么能够不失去民歌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所以说,这场短命的“新民歌运动”失败是必然的。

不过,当三年大饥荒发生后,民间中的饥民百姓倒是自发地产生出一些顺口溜、段子,即不同于政治文化的另一种新民歌,至今读来都令人心酸: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

大跃进,吹牛皮, 社员群众饿肚皮。

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

共产主义是天堂,鸡腚眼子是银行。

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十个社员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

端起碗,照相馆,尿一泡,肚子扁。

吃食堂,泪汪汪,饿得前胸贴脊梁。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日他爹,搞他娘,一心无二吃食堂,

顿顿一碗萝卜水,没出家门就饿得慌;

亩产万斤, 饿的头晕。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获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老百姓还针对大饥荒中干部食物补贴制愤愤不平,编出讽刺民谣:

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

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

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

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

终于,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在发动一年后,因三年大饥荒的袭来而降下帏幕。

                                                                                                                                                                       2017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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