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好疯狂 围剿麻雀战
2017-02-06 13: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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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除四害”是“大跃进”全面开花后首先登场的第一个运动中的运动。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文中提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

过了一个月,十七条又扩充成了四十条,即1956年1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央的《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二十七条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富平县九万青少年两天内消灭七万多只麻雀”的新华社消息;“青年团陕西省委员会已经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要求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市最近一周内将基本消灭麻雀”的报道,报道中说:“火器营乡的麻雀就是在八天内被基本消灭了的”。

毛泽东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时间内,完成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的任务。3至5月,毛泽东又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要消灭麻雀。

在领袖的号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党报党刊的全力鼓动下,1958年2月起,全中国终于掀起了“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孙万万代”的消灭麻雀运动。

运动从上至下,其中,灭雀大战最为壮观。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歼麻雀总指挥部”,“除四害指挥部”,“除四害”办公室。各级还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各省市“领导挂帅”,如四川省“除四害指挥部”指挥长是闫秀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办公室主任杨朝宗(卫生厅副厅长、爱委会办公室主任)。

各地报纸、广播鸣金击鼓大作舆论宣传,紧密配合,社论、宣传,连篇累牍的报道,且充满了火药味:丑化麻雀。历数麻雀罪状的科普文章、漫画、山歌、快板之类比比皆是。并鼓动要“调兵遣将、准备武器、摩拳擦掌:灭雀大军待命总攻”,“全市金鼓齐鸣杀声震天迫使麻雀纷纷落地”,“灭雀大军战果辉煌”,“准备武器、出动侦骑:三军誓灭小东西大敌人”,“阵地密如网、岗哨密如林、小麻雀命在旦夕”…… 报纸副刊“生活小知识”专栏里还有介绍干炸、红烧等烹制麻雀菜肴的方法,说清炖时加上块天麻,还有独特疗效…… “犯下罪恶”的小小麻雀在全民围剿中,弄得几乎断子绝孙了!

3月14日至19日,全国“除四害大跃进协议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38个医学院的代表提出一份倡议:“要全民动员、人人动手,让麻雀上天无路,老鼠入地无门,蚊蝇断子绝孙……”

此后,北京召开了“除四害誓师大会”,成立了“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副市长王昆仑任剿雀总指挥,剿雀战开始前,组织居民观看了四川新繁县禾登乡围剿麻雀的纪录电影,并用广播宣传车载着死麻雀行驶街头,以此来调动剿雀大军的积极性。

4月19、20、21日,北京发起了连续三天的灭雀大战役,《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多次作了追踪报道。

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三百万人总动员第一天歼灭八万》的文章,记录了当时的“剿雀盛况”:

19日清晨四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八百三十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铒,二百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五时正,当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八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房上、树上、院里到处是人,千千万万双眼睛监视着天空。假人、草人随风摇摆,也来助威。不论白发老人或几岁小孩,不论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执武器,各尽所能。全市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麻雀过街,人人喊打”局面。被轰赶的麻雀在天罗地网中到处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一些疲于奔命的麻雀被轰入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

为了摸清“敌情”,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派出30辆摩托车四出侦察。解放军的神枪手也驰赴八宝山等处支援歼灭麻雀。市、区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

在天坛“战区”到处是鞭炮和锣鼓声,三十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他们一天之中歼灭麻雀九百六十六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寺生产站的毒铒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四百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两千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哄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铒区里,在大半天时间里,共消灭麻雀五百一十二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十里的范围内,三千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麻雀。人们从四面八方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集中射击,只见被打死和疲惫木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

傍晚以后,青年突击队到树林、城墙、房檐等处掏窝、堵窝、捕捉麻雀。全市人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

首都院校的广大师生也参加了这次运动。中国科学院2000多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放下了手头上的科研任务,参加“剿雀”大战。这些知识分子和科学界的杰出人物,在“剿雀”战斗中也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鸟类学专家郑作新研究了—辈子鸟类,但从没研究过如何“剿灭麻雀”,也只能手敲锣鼓扯起喉咙鼓噪。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火箭专家钱学森也带着响竿前往参战。

首都300万人民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的战果极为辉煌!奋战整日,到19日晚上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万余只……“宜将剩勇追穷寇”,全市人民还要养精蓄锐,迎接新的战斗!

4月22日《人民日报》又报道:“这三天,首都全城沸腾,由三百多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和居民组成的围剿大军连日向麻雀猛攻猛打。全市各个角落都布满了手持‘武器’的战斗岗哨。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五六岁的孩子手里也拿着各种响器敲打轰赶。”“根据麻雀飞行和耐饿力很弱的特点,首都人民采取轰、毒、打、掏的综合战术,安排了作战的具体步骤和时间,每天清晨和下午四时到七时半,趁麻雀出窝觅食和回窝的时机,全市统一行动,集中轰赶。麻雀到处不能落脚,吃不着食喝不到水,累得晕头转向,疲惫而死。大批的麻雀被赶到‘安静’的毒铒区和火枪歼灭区,都中毒、中弹死亡。傍晚以后,漏网的麻雀进了窝,由突进队进行捣窝、堵窝。”三天歼灭麻雀40万只。

该报还称:以每只麻雀连吃带糟踏粮食每年按5公斤计算,共可节省粮食200多万斤。又按每年每对麻雀繁殖15只计算,可节省1500多万斤粮食。真是“不算账不知道,一算账成果真不小啊”!

家住北京大学的中学生杨炳章曾回忆说:“有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正在‘红湖’附近玩耍,北大学生则在打麻雀。所有的高处,山顶上,亭子顶上,都站着人。五彩缤纷的旗帜,锣鼓声和呐喊声,搞得非常热闹。据说北大占地辽阔,外面许多麻雀都跑北大后湖来了,于是得在后湖‘追穷寇’,其战略思想就是说麻雀总是要飞的,不要让它有任何落足之地,就会给它活活累死。”

在麻雀歼灭战中,北京龙潭还打出了个85岁高龄的“麻雀常”常老太太。真是英雄辈出,你追我赶,麻雀注定死无葬身之地。

4月24日《人民日报》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歼灭战》中说:“这是一桩豪迈伟大的行动。它再一次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群众的力量无比强大,因此在短时期内,就创造出了这样动人的奇迹。”

中国第二大城市上海也不甘落后,《解放日报》4月26日,针对上海的麻雀歼灭战发表了《全民动员围歼麻雀》的社论,号召说:“全市城乡各路的指战员们,一场伟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让我们立即动员起来,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一切准备,万众一心,英勇、机智、沉着地为保护庄稼,消灭麻雀而战斗吧!”

4月28日《解放日报》就传出辉煌战绩:上海人民大战一天,灭麻雀掏雀蛋共25万只!在这场全面围剿麻雀的大战中,全市布置天罗地网,在每个建筑物上都安有草人、假人,平均每十平方米就设有一个驱赶麻雀的岗哨。

他们还要让麻雀断子绝孙,大掏麻雀蛋。上海市先进生产者、上海钢铁二厂鲁佛祥父子四人,跟着雀粪的痕迹捣毁600多个雀窝,掏到了750只雀蛋和护蛋宁死不肯离窝的3只麻雀……徐汇区的居民一边轰赶,一边把鸽笼开放,许多麻雀避进鸽笼被活捉……

至年底的12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的社论,这两天共灭雀44万只。12月13、14两日,上海再次发动了“灭雀大战”。 13日凌晨,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吶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等处设了150个火枪区。沙叶新回忆道:他当时正随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郊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灭雀大战”中,他和同学“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

又据《文汇读书周报》在《那些年,我们一起搞卫生》一文中报道:那一年,上海开展了两次大规模消灭麻雀活动,近580万上海市民参加,消灭麻雀62万多只。

但据史志记载,在上海消灭麻雀运动中,共有72人受伤,5人因误食了毒麻雀的米而中毒死亡。又据房管部门统计,因人们爬屋顶捉麻雀或摇旗呐喊,损坏瓦片达100万块以上。

1958年5月9日《济南日报》报道:“济南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发布的“总攻击动员令”“特向全市人民发布战斗命令”:“各区指挥部暨全体指战员,必须整装待命,服从指挥,随时进入阵地,展开战斗。”“这次围歼麻雀的战役,是决定我市今年能否彻底歼灭的关键,为此要求我全体指战员、战斗员和全市人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猛打猛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据《人民日报》报道:安徽巢湖市还涌现出除四害的先进工作者,工人顾友昌,仅1957年,就消灭耗子2660多只,麻雀4728多只,苍蝇90斤,挖蛹25斤10两(当时每斤16两),蛆31斤,平均每天消灭7只老鼠,13只麻雀,6两苍蝇和蛆蛹。

广州的《羊城晚报》报道:全市共消灭麻雀31万只(包括雀蛋2.58万个),捣毁雀巢3.9万个,连广州驻军和不杀生的法师也加入到这场杀生行动中来了。

武汉市安静街72岁的老太太蔡月英,3年如一日除“四害”,消灭了330多只老鼠,240万只苍蝇……先后五次被评为市、区爱国卫生模范。

四川还首创出“打麻雀”“大兵团作战”方式。因天府之国历来鸟语花香,是鸟类天堂。 “除四害”运动中,四川奋勇当先,独出心裁地规定无麻雀标准是:(1)所在地区或单位无麻雀窝、无麻雀飞、无麻雀叫……(2)城镇以居民委员会、农村以合作社为单位,全天看到麻雀2只以下者,只是“基本无雀”,并不合格……

当时成都附近郊县资料记载了“灭雀大战”的奇景:全县从上午5点钟开始,出动19万人次,根据高山丘陵地区的不同特点,采取掏、毒、套、打、烟熏、疲劳轰炸等综合战术向麻雀展开了总围攻。4天的战斗,全县男女老少,个个奋勇当先,满山遍野竹竿如林,红旗招展,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全县范围内摆下了21万草人的疑兵阵,烧起了13万堆冲天烟火,天上地下铺设了溜子榨板等90多万件工具,构筑了天罗地网。战斗开始时,就采取万箭齐发的办法,吆吼轰闹,喊声震天,响器、锣鼓齐鸣,使得麻雀四处逃窜,疲惫坠地为群众拾获消灭……

四川“打麻雀”的“先进经验”还被“峨眉电影制片厂”等拍摄成新闻纪录片,全国放映。这一大打“人民战争”的经验,立即在全国推广开来。

在整个“除四害”运动中,群众的创造力被充分发挥出来,其方式是闻所未闻。如灭老鼠,有“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北京一位小学生还发明了一种灭鼠奇招,就是把老鼠逮住,往肛门里塞粒黃豆。再用线缝上,放回窩里,它拉不出屎来,就能把一窝老鼠咬死。

有些地方灭鼠还有奖励,凭一根老鼠尾巴可以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地方还出钱收购:—只尸身齐全的死耗子5分钱,—只耗子尾巴3分钱。

1958年的中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大街小巷几乎天天都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除‘四害’报喜队伍”不断报出又消灭了多少只老鼠、多少只苍蝇、多少只麻雀……虚报浮夸成风。

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2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战果累累、捷报频传。

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全国各地还出现过这种情况:为邀功请赏,美其名为“解放思想”,纷纷把老鹰、乌鸦、鹭鸶等鸟类,老虎、豹子、熊、黄羊等兽类以及黄鼠狼、蛇、癞蛤蟆……许多野生动物都当成“害”,必欲除尽杀绝而后快!

“全民除四害”运动恶果迅速显现

很快,就在轰轰烈烈的全民“除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不久,恶果就出现了,1959年春,上海等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而城市周边农村的庄稼也大面积遭到虫害。再加之,1958年农村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1959年,在没有什么大的天灾的情况下,农副产品产量开始大幅度下降,城市的粮、油、副食品出现短缺,并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三年大饥荒从此开始。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中央大事年表》记载:“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釆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对此,朱正先生评论说:“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粒粮食都是多么宝贵啊!谭震林作报告的时候,正好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说的‘这两个月’之中,正是粮食最紧张,库存都几乎挖空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他不会不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还要说‘粮食逐年增产了’,是为了赦免麻雀寻找出一个站得住的‘说法’,有他的不得已吧。”

面对局势的恶化,有生物学家再次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1959年上半年,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展了有限纠“左”工作,知识界沉闷的气氛有所缓和。此时,因郭沬若为首的一批历史学家,发表文章为曹操翻案,影响很大,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趁势说,既然曹操可以翻案,麻雀为什么不能平反!为麻雀平反,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终于,“麻雀冤狱案”被提上了日程。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中国科学院的一些科学家仍然坚持科学的理念,他们解剖了麻雀的嗉囊,发现四分之三是害虫,只有四分之一是粮食,可见麻雀基本上是益鸟。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敢说敢当,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认真又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但他不知道,此时史学界、文学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

所幸的是,几位科学家的反对意见得到了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于1959年11月27日,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后经胡乔木转毛泽东,随《报告》还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

终于,毛泽东被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打动了,两天后,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这个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杭州会议文件散发给了与会者,毛泽东在 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再有一事,除仓库、秧田外,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中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科学家的力争、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的指示,终于结束了疯狂的麻雀大战。之后,随着“钢铁元帅升帐”,这场运动才渐渐偃旗息鼓。

后话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实话实说,挽救了麻雀的科学家,在此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竟遭遇更大的劫难。他们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最高指示,反对“大跃进” 运动,受到残酷的迫害。一位知识分子因写了一篇关于麻雀觅食的习性的论文,说麻雀功大于过,不应痛歼,被红卫兵冠以“恶毒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加以批斗,红卫兵把一串血淋淋的死麻雀挂在他的脖子上,以示惩罚。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因此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2017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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